郝跃：我刚才讲了，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，形成了我们始终以报国为第一己任。1975年，我高中毕业后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到了农村，去的地方是云南昆明。

在农村下乡劳动期间，我对读大学仍然非常渴望。在农村不到两年，就招工到了云南省第十七地质队，当了一名地质队员，地点是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地区，当时这个地质队主要是在西双版纳找铁矿。在那里，正好碰到了国家恢复了高考，我们成了第一届，就这样很幸运地我考上了西电，当时还叫做西北电讯工程学院。

和很多77、78级的大学生都有相似的地方，我们都来自生活的最底层，来自广袤的农村、来自工厂的车间，无论是时间和空间，都有一个很大的跨度，我们都吃过苦，都是在广阔天地里锻炼过的人。

《西电科大报》：那么多的学校，为什么您选择了西北电讯工程学院？

郝跃：我下乡后，过了一年左右便当上了知青生产队的队长。说起来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同去的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生，高中生很少。别人就说，你文化水平高，那你就当队长吧。这个队长当得稀里糊涂的，不是我自己主动争取的。

在地质队工作期间，我是一名电工，非常喜欢电，当时确实可以选择清华、成电这样的学校，但是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，年轻人心中充满了对革命的向往，当时就觉得陕西延安是革命圣地，而西安离延安不远，再看看这个学校的介绍，原来是军校呀，而且专业又是我喜欢的半导体，所以就选择了西北电讯工程学院。就是这些简单、质朴的原因和信念，让我选择了西电。

到了西电以后，我很快就被这么一所历史厚重，对国家、对军队和对人民责任感非常强烈的大学所吸引。

《西电科大报》：知青时期虽然艰苦，但肯定也有很多让您终身难忘的事件，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下？

郝跃：有一件事，至今想起来，仍然历历在目，也许这就是天意吧。

我下乡那个大队，当时有一个图书阅览室，队里准备把它改造成仓库。如何处理藏书？反正没用了，谁想要谁就去拿。那天白天的时候我有别的事，没去拿书，等到晚上去的时候，发现所有的书都被翻开了，尤其是小说、杂志等等，被拿得精光，唯独剩下的就是台子上的数理化书籍，一本都没动。

虽然身在农村，但我读书的心仍然没死，看着那堆别人不要的数理化书籍，我每样都拿了一本，捆成一大捆，带回去放在床下面。1977年，当国家恢复高考的时候，这捆书终于成了宝贝，派上了大用场！因为文革快10年了，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，这时候很多人想复习高考，却都找不到资料，而我有一捆数理化书籍。

在准备参加高考期间，我白天坚持工作，晚上也不敢耽误政治学习，只有等别人都休息了，我才点起煤油灯，继续学到凌晨2、3点钟。就这样，当时我们地质系统有300多人去考大学，考上的就2个人。

这件事情告诉我，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下，一个人只要肯坚持自己的信念，总会有好的结果。

《西电科大报》：上大学后有这样记忆深刻的事情么？

郝跃：有。上大学后在西电争分夺秒的学习情形，以及在西安交大读博期间导师的谆谆教诲，也是我终身难忘的记忆。

我们77级的学生，大家学习都很认真。那时候西电这块经常停电，一停电，大家就拿出蜡烛来，点起来继续学习。远远望去，老大楼、西大楼和东大楼灯火（蜡烛）通明，每个人都想把文革中逝去的时间“夺”回来。那一代人，在灵魂里面灌注的关于报效祖国、献身科技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，虽然很朴素，但是却很强烈。

1987年，我到了西安交大读博士研究生，跟随数学家游兆永先生攻读计算数学。别人都是先学理后学工，我是反过来读的。我之所以反过来读，是为了想读一些在工科方面不可能学到的东西，改变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，使自己能够在逻辑和严谨方面更深入一些。在交大期间，导师经常给我讲，一定要把基础打好，科学与哲学是两个翅膀，缺一不可。至今想起来，这段时期的学习，确实让我养成了从事科学研究必备的严谨思维。